《老孙在非洲 乱写之十》

老孙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苦命的孩子，父辈五代以上都是贫下中农，苦大那个仇深啊，遗传基因使然，造起反来就特积极，革起命来就特有理。老孙的父亲老老孙十五岁的时候就开始造反了，用句好听的话来说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去了。四三年参加了队伍，参加过两大战役和抗美援朝。
说句脸不红的话，俺也算是成长在一个革命家庭里，父亲打小就对本人进行了朴素的阶级教育，告诉俺要不忘本。老孙大学毕业以后只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张车票，就轻而易举地来到了北京。部分地实现了父亲革命了一辈子光荣梦想，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农民本色。城市里的哥们，提到老孙，都会说，——那孙子，整个一农民！我把他们的这段评语看成是对我固守阶级本色的最高评语。
而现在，在资本和利益的追逐与驱使下，我来到了非洲，也在客观意义上支持了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建设，我象一只不知疲倦的鸟，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我对这里的城市没有丝毫感觉，但是对这里的村庄却总是充满了神往之情。隔着车床，看着那些村庄以及道路，我就象是回到了中国我七八十年代的周圩村，目光抚摩，所及之处，我总是想象着在这个村子里住着我的舅舅，那个村子里住着我的姥姥，而在那个冒着青烟的灶房里面，就坐着我年幼的姐姐，——她一边沉默地拉着风箱，一边往灶膛里添着柴禾。
多么朴素而纯洁的阶级情感啊。我不时地被我自己感动得唏嘘不已。
但是这里的人民却在受苦。
他们好象对自己的土地并不热爱，土地白白地撂荒着，自怨自艾地生长着一些灌木和荒草。没有人愿意去耕种，他们宁愿在树阴下坐着，听着自己肚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也不愿意直起身来到几步开外的土地上去刨一个坑，去撒下几个种子。
那天，我第一次下车走近了他们并开始了和他们的交流。我给他们撒烟，他们站起来腼腆地接过，放在鼻子上闻，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包好放进兜里。香烟对他们来说就是奢侈品了，只有城市里的大人物才能在嘴上叼着根香烟。我一次中途车坏了，修车的间隙里，香烟没了，就近的小镇市场上转了一圈，惊讶地发现他们的香烟都是论支出售的。在他们惊讶的目光里，我一下就买了二十多支。当时一个只有上半身的小青年坐在安着四个轮椅木板上向我迅速地划来，我给了它一百奈拉。他马上掉头就买了一瓶可乐，和另一个他的朋友，一人一口地轮流着喝掉。
而现在，这群坐在树阴下的人们，我向他们走近的时候他们在听着收音机，我问他们听的是什么，他们告诉我说是是一个萨博艺人用撒博语说的伟人传（Legend），我把这个单词一相情愿地理解为“评书”。
在中国，我最早的启蒙教育就是从这些评书中来。我的父亲老老孙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的人，他看的大都是评书，有杨家将，说岳全传，月唐演义，明英烈等等等等。七八岁的时候这些书就被我翻得起了毛边，每本都被看了不下七八遍。还喜欢到不远地四山街上去听鼓书，一群听书的老人中，坐着一个幼小的孩子。评书会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结束，二三里饿路程对一个七八岁的饥肠辘辘的孩子孩子来说是那么遥远。我强烈地渴望着那些散发着油香的油条，油馓子。我想象着一路上都扑满了油条，从四山街上一直通到周圩村我的家里，我在想象中张开了嘴巴，模仿着一口吞下它们的动作，然后把吐沫吞咽下去。后来有一次我从北京回到家里，晚上裹着一床被，偎到我母亲的身边陪她唠嗑，她听我说到这里，先是笑了，然后就是红了眼圈，半晌无语。
“同志们那，要想听书我朝哪里关指，你朝哪里关看，今天我且朝那西方大道上关指，你且朝那西方大道上关看。只见那西方大道上扑棱棱棱棱跑来一匹白龙战马，马背上端坐一员白袍小将，只见他白盔白甲手使亮银宝枪，要问来者是谁？乃是当场令公杨继业之子杨六郎是也！—— 咚，咚咚，咚咚个咚咚，（唱）同一志们啊，要想听书你大道看啊~”
呵呵，现在想起来，那个光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漫着黄尘的长路上，在午后的日头下，一边疲惫地往家走着，一边嘴里念念有词地唱着鼓书，那真是一幅很奇妙的景象啊。
那时候，我会说很多鼓书，还能对方圆五十里地的鼓书艺人对其唱腔及知识进行褒贬（许茂公明显是瓦纲寨的排行老二，而韩咸美却把他唱成了老三），一段时间内，我成为周圩村人人皆知扼腕而叹的神童。那时候我的最大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唱大鼓的，能到处行走，天天下馆子，到哪个集上都有朋友，吆五喝六的。我的母亲看着我总是叹息不已，她说小二啊，象你这样好吃懒动的，长大后还不成二流子啊，以后用点心，就去学唱大鼓吧。但是我的父亲老老孙却每每用筷子点着我额头帮助我认识自己，——你是歪才，知道么？你是歪才！
后来我们家就有了一台收音机，傍晚的时候，我家院子前面的槐树下就坐满了人。听每晚七点钟每天评书里传来的刘兰芳的杨家将或单田芳的月唐演义。
今天，在非洲，在卡多那通往阿布贾的道路旁的乡村里，我看到了一棵面包树，面包树下做着一群尼日利亚的老乡，他们团团地围坐在一起。当我问他们在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听评书。我凑近，听了一下，惊奇地发现，说书的人也用的是一种鼓，而且语速很快，舌头飞快地翻滚。说一会，然后是唱，唱得很RAP。我听了一会，但是什么也没听懂。
我发现有几个孩子坐在人群的外面，他们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惊奇目光，好象他们看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黄颜色的大猩猩。我点头向他们微笑了一下，他们就羞赧地低下头去。
我看见远处的山洼里，有一群群白色的牛群（这里牛小得象羊，白色的；这里的羊大得象牛，黑色的），他们都是散放着，历史上的非洲，这些牛群的肩胛上从来就没有套上过犁索，他们被养来吃肉。曾经在肯尼亚，我看到村庄外一个个悠闲自在吃草的斑马，它们也从来没有被驯服过，被带上马刺和脚蹬用来战争。
“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这些都是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的写照。只有处身在国外，你才能与你的国家你的民族保持一段审慎的距离，而距离则方便了你的观察与眺望。中华民族的文明与文化固然有很多瘤疾与沉疴，但是令你为之自豪的就是它的文化内涵之深广与博大，以及被它文化所滋润的芸芸众生是那么地勤劳。——他们无限专著于脚下的土地而不是天空的上帝。
我看着外面的荒地，对穆罕默德说，在我们中国，从最北端的哈尔滨到最南端的广东云南，你就看不到几块撂荒的地，里面全都长着郁郁葱葱的庄稼，你能看见全是劳动着人们。中国人不爱安拉和上帝，他们专注于自己内心的秩序，他们热爱劳动，并把爱劳动归纳于道德的范畴，中国人普遍认为，劳动的人是最美丽的！（借用本山大叔的一句台词）。
当然，穆罕默德在听着的同时，黑人乡亲们也在听着。收音机里的“评书”结束了，我就坐了下来，我想和他们聊聊天。
我说你们一天吃几顿？他们说一天吃两顿。我说你们吃得饱么？他们说基本上可以吃个半饱。我说你们一人几亩地，他们说我们没有地。
我就手向外一指，我说，没有地？那这是什么？！为什么土地要荒着，你们为什么不劳动？他们说，这些地是政府的，是别人的。他们说这些土地都是有主的，宁可荒着，但是你要是在上面种一颗庄稼，就会有人找到你。
我说你们有镇政府么？你们的镇委书记常下乡么？他们说我们没有镇，但是我们有部族，我们接受族长的领导。我说你们的族长呢？他为什么不组织你们劳动，办乡镇企业？你们的洲长呢？他为什么不号召城市里那么多的闲人上山下乡支持你们的现代化建设？
他们说，我们的族长在英国，他是大人物，他很忙。我们的洲长是更大的人物，他比我们的族长还忙。
我就没有话说了。我想我再多说，就不是解放思想而是制造挑唆人家的民族矛盾了。
我要走了，我必须要在下午3点以前到卡多那去，那里有个会议在等着我。但是他们挽留我多坐一会。我发现穆罕默德在不断地看着手表。
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到非洲来。我说我也是农民，我是中国的农民，我现在到非洲来想找个农场，我要在这里漫山遍野地种上中国的麦子。到时候，你们就可以一天吃上三顿饭了，我说，你们可以吃上馒头，白花花的馒头，一口咬下去直没牙花子。
他们说好啊好啊，但是他们不喜欢面粉，他们希望漫山遍野种上的是尼日利亚的亚杩，他们说他们喜欢吃亚杩。我说可以，但是你们必须要劳动。他们说没问题，但是每天必须要给他们时间进行祷告，——他们每天祷告五次，每次五到十分钟。他们还说，还要给他们留下时间，他们可以听听“评书”。
我就无奈地笑了。我说中国也有评书，但是我们认为听工作比听评书更重要。我还自告奋勇地给他们唱了一段，他们都大笑，说太有意思了。但是我却发现众多笑脸中也有几个在那摇头的。——那意思是种地怎么能比听评书还重要呢？或者是说，唱得什么玩意啊，连个节奏都没有。
我说我小时侯有个梦想，那就是唱评书，做个艺人。但是后来没成功，就堕落了，种地了。我说在中国没出息的人就是指种地的。他们说是啊是啊，尼日利亚也是。
该上车了，我和他们一一握手，他们恋恋不舍地在车窗外向我“举手长劳劳”。
坐在车上，我忽然想起了一则寓言。说是一个知识分子到乡下去，看见一群农民袖着手在屋檐下无所事事地晒太阳，他就走过去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打工呢？他们说，打工干什么？打工你就可以赚很多很多钱啊？他们说赚很多很多钱干什么？赚很多很多钱你们就可以不劳动了啊，你们就可以天天在这里晒太阳？他们说，—— 你看我们现在在干什么？
看着车窗外飞掠而过的村庄和人们，我又想起了我的童年，我那远处中国的七八十年代的周圩村了。于是我就在想象之中架起了大鼓。
——咚，咚咚，咚咚个咚咚，同一志们啊，要想听书你大道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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